一、长征精神形成于遵义会议

　　没有疑问，长征精神是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但这种精神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具有的。

　　红军转兵贵州，旋即深入贵州腹地，向北进入遵义，大出蒋敌之意外。红军因此得以甩开紧追的敌军，获得一定时间在遵义进行休整，来解决红军迫在眉睫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召开，集中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及转移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大多数人批评博古、李德脱离实际,错误估计敌我双方的实际力量，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不了解。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主要是军事指挥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会议最后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等决议。会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的重大问题，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危害，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停止了李德、博古对军队的领导，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被解除；随着毛泽东同志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由拥有中国革命和战争实践经验，懂得中国革命和战争规律与特点的人，组成了党和红军新的领导集体，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同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成为红军长征军事行动正确的指导思想，党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

　　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遵义会议确实没有对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作出白纸黑字的明确决议，但实际上，遵义会议根本上解决了党和红军行动的指导思想问题。这一点《遵义会议决议》中没有直接用文字来说明，而是通过红军的行动，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把长征分成了两个阶段，以及前后两种不同的组织领导与指导思想，使长征显示出两种不同的面貌与结果。会前教条主义导致纸上谈兵、被动挨打、濒临险境，转移胜利无望；会后实事求是的军事指挥则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有意识地调动敌人，四渡赤水，避实击虚，努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引领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光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实现了北上到达抗日出发前线的目标，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征。

　　二、遵义会议对长征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1、关于遵义会议精神

　　说到遵义会议，不得不提到遵义会议精神。这里提“遵义会议精神”，不是当时会议主题、决议等具体内容本身，而是与遵义会议紧密联系的、从今天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遵义会议的新的解读，是对遵义会议所蕴含的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关于遵义会议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具有强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精神文化的提炼。

　　2002年4月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同志在大会报告中将“遵义会议精神”作为鼓舞激励贵州干部群众改变贵州面貌，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提出来的。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将遵义会议精神归纳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

　　2、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关系及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背景、原因、内容和结果以及产生的影响，都和长征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长征就没有遵义会议。反过来，没有遵义会议的正确抉择，就没有后来的长征，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成功。特殊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环境，催生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除“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外，遵义会议精神所包含的“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和“务求必胜”的精神，无一不是长征精神的重要构成内容。

井冈山精神诞生于罗霄山脉的井冈山根据地，延安精神孕育于延安革命根据地，西柏坡精神唱响于河北西柏坡……众多红色精神都有自己的植根之处。而笔者以为，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在长达两年、横跨十一个省(区)的广阔时间空间里凝练而成的长征精神，同遵义会议精神血脉相连，它是形成于遵义会议，植根于遵义的！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真正意义上的长征及其精神，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及遵义会议确立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同长征及长征精神紧紧地连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座丰碑！它对于今天党所领导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