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历史上，遵义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意义。但历史的转折不是一次会议决定的，仅仅长征路线的转变就经历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沿途反复讨论才得以确定。其间，无线电通信部门加强信息侦察、确保通信联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依据信息推动转兵

    红军根据莫雄、项与年提供的情报顺利跳出蒋介石在江西设置的包围圈，开始向西运动不久，蒋介石看出了红军突围后要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了新的“剿匪”大纲，部署重兵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任命何键为“追缴军”总司令，命令湘军、桂军在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四道防线。

    由于二局及时侦听破译了敌人的往来电报，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陆路防线，于1934年11月中旬进入湖南嘉禾、临城一线。

    敌人的第四道防线设在湘江西岸。开始时，由于军阀矛盾，桂军借口防止红军进攻广西，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湘军为求自保也不接防，湘江防线曾出现了持续七天、长达130里的缺口。11月22日，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便衣队和红五团侦察排，化装进入全州城，发现桂军南撤。接到报告后，二师参谋长立即通过电台向军团报告，林彪又发报向军委请示。可惜红军高层没能抓住机遇，直到12月25日17时，军委才下达《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黄山地域的作战部署》。11月27日下午，红一军团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并与掉头北进的桂军接上火，拉开了湘江战役。

    可惜开始长征时，红军把战略转移当成了大搬家，带着坛坛罐罐的中央纵队行进缓慢，又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这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蒋介石强令督促下，桂军、湘军已经赶到湘江西岸，封住缺口，构筑了严密的火力封锁线。而后面一路追来的敌中央军的几个纵队又给阻击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主力在湘江两岸与火力强大的敌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英勇的红军战士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从四个渡口冲过了湘江。

    与此同时，红军中央纵队根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建议，清理了大量携带的坛坛罐罐，埋掉了一批很难带过湘江的印刷设备和辎重。鉴于留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执行局的国际电台已经于7月被破坏，第5分队的100瓦大电台与上海电台的联系早已中断，加上运输人员急剧减少，经中央批准，1934年12月1日，第5分队的同志忍痛在湘江边埋掉了100瓦大电台。

    湘江战役进一步暴露了教条主义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错误。过江后一清点，8.7万主力红军仅剩3万多人，数万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据聂荣臻回忆，博古当时一筹莫展、痛心疾首，感到责任重大，过江后“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小心走火”，劝他“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经过一路打拼，12月11日，从广西方向攻占通道县县城。迫于内外压力，红军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与会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

    通道县地处湖南省西南部的怀化地区的最南端，是湖南、贵州、广西之间的交通要道。往西可以很快到达贵州黎平，而往北穿过怀化地区、大庸地区方可到达当时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鄂川黔根据地。

    早在1934年8月，为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任弼时、萧克、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先一步撤出以江西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地区挺进。10月，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并建立了以湖南永顺县为中心的湘西根据地。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时，就是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作为转移方向的。

    但是，这个意图很快被蒋介石看破。红军付出沉重代价突破湘江，一路疾走到达通道后，蒋介石又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集结了20万军队，部署了三道严密的口袋形防堵线。

    通道会议上，李德、博古不顾形势的一再变化，坚持要按照瑞金出发时制订的转移战略向北强攻。他们不顾已呈千难万险的现实，固执地认为，我们依靠红二、六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交界的三角地带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当时虽无军事指挥权，但他突破湘江后一路和二局走在一起，一边及时了解敌情变化信息，一边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红军在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探讨战略方向，争取他们的支持。

    通道会议上，获得参加军事会议资格的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说博古、李德，要根据掌握的敌情，以变应变，放弃原定计划；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获得喘息之机，休整部队，寻找创造新的根据地。

    这次会议虽然因争论激烈没有形成正式决议，但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革军委于12月11日19时30分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天继续西进的部署》，电令部队相机占领黎平。12月13日又下发了《我军进入贵州的动作部署指示》。

    但是，红军刚刚走顺，博古、李德就提出，要进入遵义地区就必须渡乌江，很容易重蹈强渡湘江的覆辙。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为了明确红军的进军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又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博古还是坚持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他托人带来了固执己见的书面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同意毛泽东西进渡乌江的意见。最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黎平会议不仅用决议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主张，而且作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把遵义会议列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

    遵义会议传遍三军

  遵义会议旧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

    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要求，1月7日23时，军委三局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下达通知，规定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驻地多用有线电话、少用无线电报；除各兵团无线电台与军委电台保持联系外，各师电台立即停止工作，实施静默。

    遵义会议闭幕后，军委三局总部两个无线电台立即开机、连续工作，把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中央红军各军、各师，同时将中革军委作战部署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和目前全党的任务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电》等，迅速发往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留在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保障了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

    那段时间，敌人不断派飞机轰炸骚扰。飞机常常飞得很低，几乎与房子擦肩而过，震得屋瓦哗哗直响。一次，敌人还将一颗炸弹丢到电台隔壁的院子里，电台所在的屋子里尘土飞扬，几乎看不清人。报务员不顾个人安危，一面用身体护住电台，一面继续拍发电报，把中央的声音传给各路红军。

    抢渡乌江智取遵义

    黎平会议还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恢复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由他负责红军作战和情报工作，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这一举措既加强了红军的信息情报工作，打通了信息通道，实际上也摆脱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控制，增强了红军依靠信息、灵活行动、出其不意、击其不备的活力。

    这一时期，红军从三局又调了一些报务员到二局，加强了对敌人电台的侦听工作。20世纪70年代担任过邮电部部长的钟夫翔曾回忆道：“我就是那个时候调到二局协助工作的。我们每个台盯着敌人一部，日夜不停地抄收对方收发的电文，然后交给译电科，让他们根据侦破的密码译出后迅速报送给领导。”信息侦听工作的加强，大大增强了红军行动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红军要进入贵州遵义地区，必须先渡过乌江。当刘伯承带着先头部队到达乌江边上时，发现渡口均有黔军防守，而电台侦听的信息又表明国民党八个师正向乌江包抄过来。红军必须在敌人大军到来之前抢渡乌江。

    根据侦察得知，先头部队面对的这段乌江上共有新老两个渡口和一个方便偷渡的“老虎洞”野渡口，因老渡口比较险要、新渡口比较方便搭建过江浮桥，所以敌人大部分集中在新渡口防守。于是，刘伯承一方面布置工兵部队提前做好在新老渡口搭建浮桥的准备；另一方面采取了一个“佯攻和偷渡相结合，正面强渡和背后攻击相配合”的抢渡战术。

    抢渡那天晚上，红军首先在新渡口投入10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开始佯攻；同时，由一位连长带领36名战士，乘竹筏从野渡口“老虎洞”一带偷渡过江，按照当地老乡告诉的一条险路，攀援绝壁，绕到新渡口的侧面，对敌人展开突然袭击。这时事先埋伏在新渡口的60多个竹筏同时在新老渡口展开强攻，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防守，夺得渡口。夺取新老渡口后，工兵部队迅速架起三座浮桥，为后续部队过江铺平了道路。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是连接贵阳与四川重庆的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突破乌江后，遵义城就近在眼前了。

    在红军大部队开始过乌江时，刘伯承就率领中央纵队二师六团迅速跨过羊岩河，直奔团溪。路上，刘伯承告知红六团的团长和政委：据监听的情报，在距离遵义30里的地方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那里驻有敌人一个营，是遵义的外围据点。红六团的任务是斩断敌人的这个触角，而且要秘密全歼，不许一个漏网，以免增加遵义攻城的困难。

    这时忽然下起大雨，给行军带来了困难，但刘伯承判断，大雨也会让敌人放松警惕，他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赶到敌人的营房避雨”。果然，敌人一看天降大雨，判定不会有情况，就躲进营房，打起麻将、牌九，玩到入夜才睡下，连哨兵也没安排。不料此时，红军突然冲了进来，敌人连衣服还没穿上就当了俘虏。结果，除了营长企图逃窜被击毙外，一个营的敌兵全部被俘。

    从俘虏口中了解到遵义城内情况后，刘伯承又采纳了团长和政委的建议，由一营营长曾玉堂带领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个司号员，都换上敌军的服装，由几个教育过来的俘虏带路，连夜赶到遵义城。

    “干什么的？”城楼上传来问话和拉枪栓的声音。“自己人。”俘虏用贵州话从容回答。

    “哪一部分的？”城楼上又问，语气稍有缓和。这时被俘的一个连长带着哭腔答道：“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被共军包了，地盘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长，快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共军还在后面追呢。”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守城兵将信将疑，又追问一句。被俘连长立即如实回答。

    经过盘问，守城士兵以为真是外围据点退下来的自己人，才懒懒地下楼开门。

    当他们打开城门时，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军侦察兵立即将他们缴械。后续部队迅速涌进城内，收拾掉了城楼上下的敌人。

    等后续大部队一到，二十多个司号员在城楼上一起吹起了震天撼地的冲锋号，后续部队立即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内。激越的军号声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激荡全城。城中敌人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一下就失去了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出北门逃往娄山关方向。

    娄山关是遵义通向四川重庆方向的一座重要的关隘，两边高山耸立，中间一条狭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占领遵义城后，中央军委随即命令二师四团追击北窜之敌，占领娄山关。总参谋长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迅速来到城北四团驻地部署任务。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随即率部北进。

    1935年1月9日，红军通信班战士在娄山关不远的板桥村，冒雨把电话线搭到敌人的电话线上，通过监听获知，惊慌失措的敌人打算放弃娄山关，退守关外的桐梓县。随即，红军一面派小股侦察部队，乘虚而入占领娄山关关口；一面派出大部队直扑关外不远的桐梓县县城，截断敌人后路，又俘敌数百。

    就这样，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红军先头部队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又牢牢地控制了遵义的北大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部队的休整提供了安全保障。

    红色档案

    钟夫翔——北京邮电学院首任院长

    钟夫翔（1911-1992），广西北流人。1930年2月参加中共领导的龙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年初，随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作为红七军代表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被派往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担任学生排长。第五次反“围剿”时因设备被敌机炸坏，回红军学校参加高级班学习。长征出发时，担任七分队电台台长、政委，到达黎平后，带领七分队支援军委二局，专门负责敌台侦听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电台队长、晋察冀军区通信联络处处长、华北军区司令部三处处长。全国解放前后，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领导接收天津电信和华南电信并担任华中大区邮电管理局局长。1954年，任邮电部基建总局局长，后担任邮电部副部长，领导创立北京邮电学院并兼首任院长。1956年7月起，历任国防部五局局长，二机部、一机部副部长，三机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62年10月，回邮电部任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领导创立了邮电科研制造体系，主持了从60路到600路的载波和微波科研大会战。后任国务院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部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