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群长驻遵义经商的江西人，为让后代子女有一个良好的读书受教环境，就在新城石门坎何家巷附近修建了一幢穿斗式、青砖木结构一楼一底的瓦房，用这通面阔五间30米、进深9米的气派建筑，办起了一所私立学校，依江西的古称，取名为豫章小学。不过，这群江西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不到一年，这里，居然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办公用地。

　　1935年元旦才过没几天，刚进遵义的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为尽快落实中央黎平会议关于“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遵义”的目标，立即着手县级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和地方群众组织的组建。

　　1月10日，工作部派李坚真、邵式平、谢惟俊、洪水、贾拓夫等五人组成工作组，并向他们明确三项任务：一是驻下来，建立新的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三是组织群众，扩大红军。

　　1月11日，在老城杨柳街天主堂，由地方工作部召集遵义各界代表100多人，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预备会。会议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主持。会议经充分酝酿，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选出25人作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他们是：

　　工人八位：蒙合和(织工)、邓云山(木工)、罗玉顺(铁工)、晏玉堃(帽工)、葛瑞先(女工)、张玲玉(女工)、李金生(学徒)、陈云洲(?);

　　农民三位：周布之、邱本立、谢浩成;

　　贫民三位：王淑贤(女)、赵洪光(女)、李顺和(苦力);

　　学生五位：周兴、任移、李小侠(女)、周司和、何绮波;

　　店员一位：周守如;

　　红军五位：罗梓铭、毛泽民、朱开铨、贺伸徒、丁伯霖。

　　1月12日老三中召开的“万人大会”，民主表决通过了这25名委员组成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并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豫章小学。

　　会后，县革委组建了工作机构，进行了人事分工。其具体机构和分工如下：

　　主席：罗梓铭，副主任：邓云山;

　　财政人民委员会，主任：毛泽民;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朱开铨;

　　劳动人民委员会，主任：陈云洲;文化人民委员会，主任：周守如(一说为任移);

　　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丁伯霖;人民肃反委员会，主任：周兴。

　　还有一种说法是，县革委还建有人民教育委员会，由徐特立任主任。笔者认为此说可信度不高，因徐特立不是县革委委员，出任教育委员会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诸多文献都没有组建教育委员会的记载。

　　县革委成立以后，马上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首先是组织文艺队伍写标语、演出街头剧，大力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政策方针;其次是积极组织无地少地的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田土、房屋、果园、茶园，分给穷人;还有就是通过向大盐号、商号、绸缎铺等募捐的方式，帮助红军筹粮筹款、赶制被服。在革命老人徐特立的倡导和参与下，还对珍贵文物、图书典籍实施了有效保护。为保卫胜利成果，县革委还组织了七八百人参加的工人游击队和上千人的革命先锋队等群众武装。肃反委员会也成功地审理了好几起案件，对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土地政策以及混入红军之友社盗窃机密的反动分子实施镇压。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月下旬的红军重返遵义。3月5日下午三点，，县革委就在老三中操场组织了一次群众祝捷大会，庆祝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悼念在战斗中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红十团参谋长钟伟剑等烈士。同日，县革委主席罗梓铭、副主席邓云山还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为自愿为革命捐款的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余伯容出具受保护的证明信。这封证明信现在还保存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的楼上展室。

　　直到红军再次离开黔北，继续长征，县革委才被迫终止活动，。豫章小学又才恢复上课。

　　1942年8月，西迁遵义办学已将近两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因校舍紧张，不敷使用，即将豫章小学的这幢小楼租用。楼上开辟为图书馆阅览室，以方便何家巷上课的师生就近查阅期刊、资料。8月30日上午十点，竺可桢校长就“至豫章小学楼上看新辟之阅览室”。楼下作为总务处医务组用房，由校医李天助、护士戚美英等医务人员在此为浙大师生和家属服务。一直到1946年8月，最后一批浙大师生离开遵义，返回杭州。

　　新中国建立后，豫章小学这个红军长征时期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和浙大西迁“文军长征”办学遗址，成了遵义市人民武装部的办公室。1984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八十周年，对该文物进行了复制维修，次年即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到九十年代初，武装部办公室迁出后，遵义市科委、科协在这里办公到2000年。

　　本世纪初，红花岗区委、政府实施资产置换，将办公区南迁至海尔大道。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又成了区文广局的办公场所。在楼下的过厅里，作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部分图片的简单展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