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日军肆意摧残毁灭中国文化。为保存教育科研精英，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开始往内地西迁，行程2500多公里，最终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史称“文军长征”。

　　竺可桢、王淦昌、谈家桢、苏步青、谷超豪、李政道……这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1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从湄潭走出，他们都来自于西迁到湄潭办学的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多的“文军长征”，为国家建设存留了大量知识精英，更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抗日精神。

　　初迁浙江建德

　　“八· 一三”事变后，日军攻势指向浙江，杭州危在旦夕。然而浙大本部，在日寇飞机轰炸的威胁下，坚持照常上课。11月5日，日寇在距离杭州120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情形危急，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

　　11月下旬，浙西也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新生立即搬迁，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复课，学生的一学期学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迁江西吉安与泰和

　　11月20日，竺可桢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已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12月2日，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南或赣南。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向江西吉安搬迁。师生们先后乘船、步行，到次年1月20日，辗转抵达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饱受了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浙大迁到吉安后，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期间，借屋暂行上课，到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沿赣江水路和赣粤国道陆路迁移到泰和，临时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事调整，便继续教学、科研。

　　三迁广西宜山

　　由于战事影响，7月25日起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教育部曾指令浙大“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经竺可桢校长实地勘察，自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一段，只能靠汽车运输，成千名人员，几千箱图书仪器，要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因此，竺可桢校长决定先迁广西宜山，视届时形势再定行止。迁校委员会确定了入桂路线：图书仪器沿赣粤间水路入桂，为的是比较安全和节省运费;师生则循赣湘公路、湘桂铁路西行去宜山，这样安排在时间上比较经济。

　　由于路远，学校在赣州、大庚、南雄、曲江、茶陵、衡阳、桂林设立运输站。对于人员分组、出发日期、图书仪器运输、车船调度、房屋准备，以及医疗保健等，事先都作了详细的规划并明确分工，切实执行，做到紧迫中不忙乱，患难中同舟共济。从1938年8月13日起至10月底，所有师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尚在途中的以外，均先后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开学上课。

　　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宜山之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到“自浙大来此后患疟疾者已达三分之一，其数惊人。” 教职工“每一家中几乎必有疟病之人”。其次是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1939年2月5日，日寇以浙大为目标，进行猛烈轰炸。18架敌机投放燃烧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一幢、教室14间等，幸人员无恙，二年级学生除随身衣物外，已一无所有，损失巨大。

　　终迁贵州遵义、湄潭

　　1939年11月起，广西的战争形势十分紧张，11月15日，日寇在广西南部沿海的龙门港登陆并迅即侵占防城县;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此时,宜山已不安全，学校决定迁校，并派人去贵州遵义和云南建水等地勘察校址，最后决定迁到贵州遵义、湄潭。12月13日晨，第一批船载仪器启运，同日晚第一批图书装上二辆汽车迁移;至12月23日，已有405箱图书仪器运走。时值隆冬，到处雪淞冰凌，桂黔之间，山峦重叠，又缺车辆，搬迁极为困难。浙大师生一路顶风冒雨，协助学校搬运图书仪器，经过艰苦的努力，才于1940年1月迁到贵州。

　　至此，从1937年11月11日初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和泰和，再迁广西宜山，于1940年2月抵达黔北，行程漫漫2600多公里，浙大终于完成西迁探求办学的“长征之路”，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安定下来并在那里坚持办学7年。浙江大学这支长征"文军"，在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既坚持了办学和科学研究，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国家的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