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教授曾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中写道，“如果各大学师生皆能本先生之志，不以艰难而自懈，且更奋发于自淑淑人之道，协助地方，改良社会，开创风气，那么每个大学将在曾到过的地方，同样地留遗了永久不磨的影响，对于内地之文化发展，定可造成伟大的贡献。”

文军长征

       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踏上了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1937年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西迁暂告一段落。他们行经的路线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抵达的终点又正好是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名城遵义，因而人们把浙江大学西迁流亡办学称之为中国一支“文军”的长征。

       1940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浙大在贵州遵义、湄潭治学风气浓厚，教师关心学生，学生积极进步。李政道先生在回忆湄潭时期的学习经历时，提到正是因为王淦昌、束星北两位老师的启蒙，才使他走上物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当时的浙大教师中，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先生就是一名杰出的代表。费巩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担任训导长，他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爱戴。他申言“担任训导长不是做警察局长和侦探长，而是要做学生的顾问、学生的保姆”。他就职后积极推行导师制，支持学生创办《生活壁报》，积极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为了解决学生自修照明困难，费巩先生用自己的薪水制作植物油灯800多盏分送给学生。学生誉称之为“费巩灯”。

 文军长征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意犹未尽的李约瑟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西迁之路漫漫，当年浙大师生秉持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播撒知识文化、普及教育民智，力求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同样秉持“求是”精神，怀抱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