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对于做好工作至关重要。对此，1934年毛泽东曾说过一段名言：“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摸索、总结、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认真总结这些方法，无疑十分必要。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著名专家金冲及先生近年出版的《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一书，就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本书既是一本“小书”，也是一本“大书”。说它“小”，主要是说全书才10万字出头，而且用金先生自己的话说，“不是有计划写的”，是长期工作中“一鳞半爪地写过的一些自己的粗浅体会”的合集。但它实际上又是“大”的。“一鳞半爪”“粗浅体会”，这是金先生自谦之言，实际上该书很大气，简约而不简单，很好地把开国领袖的工作方法这么大的题目化大为小、化繁为简，精到地概括和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在工作方法上各自的突出特点。这充分展现了金先生丰富的治学经验和深厚的治学功力，颇值得后学们认真学习。限于篇幅，这里只结合书中所述谈谈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

　　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领导艺术高超，在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中，最突出的就是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所谓战略思维能力，主要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敏锐的预见性，并基于此，善于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

　　事物是复杂多面的。毛泽东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既要看到部分，更要看到全局，“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只有对全局有一个清楚全面的了解，才能在工作中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举措，对于那些对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政策举措更是如此；反之，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抗美援朝就是毛泽东全局在胸下的“一着好棋”。对此，毛泽东1950年10月27日与周世钊、王季范谈话时分析说：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要恢复经济、搞建设，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段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的确起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效果。

　　事物又是发展变化的。因此，要做好工作，还应具有预见性。对于增加预见性与做好领导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有过精彩评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当然，预见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而是基于对事物全局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把握而作出的有根有据的判断。

　　毛泽东善于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正确预见。比如，在全面抗战爆发还不到一年的1938年五六月间，“中国必亡论”“中国速胜论”甚嚣尘上之时，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战作了预见，认为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抗战，中国必将取得胜利；当抗日战争还处于紧张关头的1940年，他已经在擘画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当1947年夏，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他经过分析提出一个重大形势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中国革命后来发展的进程都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些预见。

　　事物是由发展并不平衡的一个或多个矛盾构成的，同一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不同矛盾之间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毛泽东指出，在工作中抓住并解决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之，“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在国民党方面还举棋不定时，快速行动，切断东北与关内联系，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堵在关外加以歼灭，为关内的战略决战乃至全国的解放创造有利条件。而锦州就处在一个关键的战略地理位置上。因此，毛泽东从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出发，要求东北野战军不惜冒巨大风险，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坚决长途奔袭锦州。这一战略决策以为此后战局的发展所证明。

　　一贯的求真务实和反对极端主义

　　周恩来工作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求真务实，反对极端主义。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曾自我评价说：“我求真的心又极盛”。诚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时时刻刻都以求真务实、戒慎恐惧的态度，一丝不苟地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夙夜在公、鞠躬尽瘁。

　　周恩来常讲，衡量一件事“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发展速度、急躁冒进的情况，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1956年2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针对“急躁冒进的苗头”指出，“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有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进一步阐释说，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为此，全党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联系群众，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群众需要和实际情况，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避免违背规律、脱离实际、过犹不及。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也一直遵循求真务实和反对极端主义的工作方法。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立场和原则，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从来都是态度鲜明；同时，为了给国内建设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他反对极端和简单的做法，而是主张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注意从实际出发，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既充分阐明中方立场、主张和理由，坦诚相见，以理服人，又注意倾听对方的想法和要求，能够设身处地体谅对方的难处，使问题尽可能得到合情合理地解决。在周恩来的长期外交实践中，比如在访问印度、缅甸时，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日内瓦会议上，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万隆会议上，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推动亚非拉国家团结；出访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通过多次谈判，打破坚冰，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等，他都始终注意运用这样的工作方法，并取得了实效。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工作方法的最突出特点，是极端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注意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中。

　　他曾结合自己学哲学的经历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党员干部尤其需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他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关键要求凝练概括为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所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充分而正确的调查研究。陈云认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1961年六七月间陈云做的青浦农村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陈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住了半个多月，上午开座谈会，听取群众和公社干部的意见，下午到田头、养猪场和农家作实地考察，之后他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仿或不同的江苏、浙江的多个县进行了调研，还与上海市委、江苏和浙江省委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最终形成了三个调查报告，分别对群众议论最多三个问题提出了建议：母猪私养比公养好处多，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农民的自留地应该根据中央规定留足。这些建议为此后中央进行农村粮食生产和经济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所谓交换、比较、反复，就是在了解一些情况、形成初步意见后，还要互相交换意见，并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比较，而且要留出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慎重做出决策。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就是一例。当时全国粮食供销紧张，投机商人趁机哄抬粮价，导致粮价上涨、抢购成风，形势复杂严峻。对此，陈云形容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面对这种局面，陈云广泛听取意见后，提出了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八种处理办法，在对各种办法的利弊进行反复比较和慎重考虑后得出结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有效的正确的。

　　开国领袖们的领导智慧和工作方法，是需要我们认真发掘的巨大精神宝藏。而在认真发掘这一宝藏方面，金冲及先生此书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和示范。

　　（中国纪检监察报 高长武 作者高长武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