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贵生和爱人王继兰展示剪纸纪念品《沾阳棣独立团》

　　在抗日战争时期,滨州市沾化区是渤海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重要过渡区。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当地人民群众舍生忘死,勇斗日寇,在这段壮烈的历史中写下了悲壮却浓重的一笔。

　　日前,记者在沾化采访了88岁的抗战老兵薛贵生,聆听他对这段热血往事的追溯。

　　13岁当上通信员

　　1929年9月,薛贵生出生于沾化县(现滨州市沾化区)流钟口薛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4岁时,薛贵生和大哥跟随父母逃荒到了太平镇韩家屋子村。在这里,他的3个妹妹和小弟弟相继出生,一家八口人艰难地生活着。他们卖过花生,讨过饭,常以野高梁、野绿豆、野草籽、黄须菜、蚂蚱等充饥。因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弟弟5岁时就夭折了。

　　回想起童年,在薛贵生的记忆里,除了苦,就是兵荒马乱。

　　1938年10月和1939年1月,日军坂垣师团高桥部队两次进犯并占领沾化县城。为了占领整个沾化,巩固其殖民统治,1939年5月29日,日军继续“扫荡”沾化东部义和庄一带,国民党守军海军陆战队和驻守的土匪张俊亭团,突围的突围,逃跑的逃跑,当地的老百姓遭了殃。

　　惨无人道的日军对当地群众进行了报复性的血腥屠杀,用机枪扫射、枪托砸、火烧、刺刀刺等手段,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这次惨案,日寇共屠杀群众200多人。一场血洗之后,义和庄一带好多天路上不见行人,村里不见炊烟,连地里熟透的麦子也无人收割,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

　　惨遭洗劫的义和庄与薛贵生一家所住的太平镇相距不远。父母讲起“义和惨案”的惨状,10岁的薛贵生惶恐而愤怒,心里埋下了对日寇的仇恨。“日本鬼子扫荡太频繁了,好多地方每年都要扫荡一到两次,多的地方三四次,甚至更多。从1939年1月侵入占领沾化,到1945年7月沾化全境解放,日本鬼子在沾化为非作歹6年多,罪行罄竹难书。”薛贵生说。

　　义和庄与太平镇当时隶属于清河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就派从延安来山东的红军干部及出狱干部,分赴小清河流域各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武装起义。当日军开始频繁地“扫荡”“蚕食”,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指导下,也不断挑起摩擦。此时,如何开展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摆在清河区党政军领导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939年10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等,就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予重要指示。此后,在许世友所率领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的支持下,清河区在黄河入海口两岸广阔荒原地带,创建了山东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

　　1941年秋,我党为将清河区和冀鲁边区连成一片,必须在清河区沿海一带开辟通道,因此驻清河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命政治部宣传科长张辑光为代表,与山东省政府鲁北行署主任兼鲁北游击总指挥的何思源谈判,协商借道联合抗日。“他不同意,说如果想要从他那里经过,就‘疆场相见’。1941年秋季,我军攻克义和庄,何思源逃离沾化。从此,打通了联系我东、西两个战略区的海上通道,为以后抗日斗争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沾化区党史研究室退休老干部孟庆敏说。

　　义和庄解放后,1942年1月5日,由沾化县内解放区民众选出的132名代表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沾化行政委员会,两个月后组建了县大队和五、六、七三个区中队。义和庄为六区,太平镇为七区,沾化县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队伍。当时13岁的薛贵生积极报名,成为沾化县七区区中队的一名通信员。

　　“日本鬼子太坏了,凶狠残暴,不能再让他们祸害中国人了。”说起当初入伍当兵的原因,薛贵生忍不住摩拳擦掌。“我一直在区中队、县大队、县独立营、沾阳棣独立团当通信员、通信班长,当通信员不管去哪里送信,全靠两条腿。”薛贵生说道。为了下通知,他有时一天要跑100多里路。

　　1942年8月中旬,日军联合伪军数千人对新生革命政权展开疯狂报复,妄图破坏根据地。日军高川部和伪武定道尹刘景尧、伪皇协军司令刘佩忱纠集惠民、滨县、沾化等地的日伪军数千人,分东西两路到我根据地义和庄、太平镇和罗镇安设据点,企图继续分割与“蚕食”根据地,阻断清河区与冀鲁边区之间的联系。东路的敌人到了利津县陈家庄,企图到罗镇安据点;西路的敌人主要是伪军刘佩忱部和日军的一个中队,从沾城、富国等地出动,妄图到义和庄、太平镇安设据点。为阻止敌人的进犯,八路军清河区直属团决定:首先打击西路来犯之敌,在沾化县徐家坝展开战斗,粉碎敌人蚕食计划。

　　徐家坝位于富国镇到义和庄、太平镇三岔路口的北侧,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八路军在徐家坝设下埋伏,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直属团毙伤日伪军40余人,俘伪军1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支、满载物资的大车20余辆,彻底粉碎了敌人到义和庄和太平镇安设据点、“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此时,薛贵生还在区中队当通讯员。他说,徐家坝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清河军区直属团一营二营四营,六区七区中队是配合作战,“我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主要任务还是送信。那次打了大胜仗,记得晚上大家还开了庆功宴。”

　　被敌人关了三个月

　　薛贵生当通信员,是出了名的“跑得快”。有一次得到敌人要来“扫荡”的消息,县大队正计划第二天来开会,必须向县大队报告,区中队长写好了信让薛贵生去送。

　　薛贵生明白,信必须送到。他将信缝到鞋垫里,就上路了。区中队的驻地在太平镇韩家村,县大队在义和庄王集村,相距不算远。但刚出村就被三个伪军给盯上了,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走过来问他:“小东西,不在村里玩儿,一个人干啥去?”薛贵生心想,不能和他们纠缠,必须想法儿甩开他们。薛贵生笑嘻嘻地凑到他跟前说:“老总,我去姥姥家,今天她过生日,大舅炖了两只鸡,叫我去解馋。咱一起去吧,我都等不及了,比赛谁跑得快,谁先到了谁先吃。”薛贵生钻草丛、过深沟,拐弯抹角,一会儿就没影了,急得三个伪军在后面直叫唤“等等我,等等我……”

　　薛贵生生活的太平镇韩家屋子离海边不远,芦苇、野草丛生,水鸟多,薛贵生从小就很调皮,自制弹弓经常打水鸟、掏鸟蛋,打鸟功夫越来越厉害,有时能把飞着的水鸟一下就打下来。刚加入区中队的时候,中队长看他个子小,不给他配枪。但薛贵生对枪痴迷,只要不打仗,他拿着中队长的枪摸了又摸,爱不释手。中队长看出了他的心思,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短枪,给了薛贵生。薛贵生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从此,他身不离枪,枪不离身,睡觉吃饭都搂着枪。由于打弹弓的关系,他打枪很准,只要不送信,中队长就让他担任狙击手。

　　后来,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薛贵生到了县大队。“县大队特派员高子训来区中队检查工作,听说我勤快能干,跑得快,临走就把我带到县大队当通信员。”说到这里,薛贵生开玩笑地说:“现在要是有情况,咱跑得也不慢呢!”

　　薛贵生回忆,自己到了县大队当通信员以后,队里的纪律要求更严格了,信件内容也更加重要。“高特派员人长得特别精神,记得有一次他从地上捡了根棍儿递给我。我一脸迷惑地问:‘干啥啊?’他则严肃地说:‘这是你的武器!’”

　　“那时候我才从内心真正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严肃性和重要性。后来我在县大队跟着宋文钦当通信员,他是大队长,前几年我还去济南看过他。”薛贵生说。

　　1943年3月8日,日军骑兵部队又到义和庄扫荡。“县大队一中队被敌人包围,眼看都出不去了,我给大队长宋文钦找了一件大棉袄,他换了装,才带着几个战士突出重围。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我和炊事员王连甫等几个人被鬼子俘虏。王连甫他们都是成年人,被发配到东北煤矿去了。那时王连甫已50多岁,听说后来死在煤矿,被追认为烈士。我被鬼子扔到卡车上拉到了惠民,被关的还有好几个小孩,他们用洋狗看着我们,让我们吃发霉的大米饭,对我威逼利诱,让我说出谁是八路。但我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打死我也不说。关了3个月,在他们看管松懈的时候,我偷跑了出来,并很快找到了部队。”薛贵生说,县大队这时有3个中队,同年,3个中队编为两个连与清河军区独立团1个主力连合编为沾化县独立营。县大队副教导员程克钧调动时,又把薛贵生带到了沾阳棣独立营。

　　认救命的大娘当干娘

　　参加革命后,薛贵生每日每时都经历着生死考验,在历次作战中最残酷的一次当属张王突围战。

　　“在1945年5月张王突围战斗中,我的左腿上挨了两枪,还得继续跑呢。当时我给沾阳棣独立营教导员王光辉当通信员。”薛贵生指了指自己腿部受伤的位置说。

　　原来,1944年3月,沾阳棣边区县委、沾阳棣独立营和沾棣独立团相继成立;5月,县政府成立后,沾阳棣边区县的革命和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945年5月7日拂晓,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从惠民奔袭下洼以东张王地区,沾棣独立团一部和沾阳棣独立营被包围于毛家巷以北洼地。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独立营副营长罗连会负伤后率三连战士奋勇突围,一连仍留守在张王庄北边一片开阔的坟地里。罗连会命令通信员去通知一连,赶快回来与三连一起集中突围。两名通信员先后跳出交通沟都牺牲了。在这紧急时刻,薛贵生主动请缨:“营长,我去!”

　　当时薛贵生个子小,想跳出交通沟都费劲。这时一个战士提着他的子弹袋,把他拽出了交通沟。薛贵生快速向一连方向跑去。没跑几步,他觉得左大腿上一热,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腿骨,他便拿枪当拐棍一瘸一拐地往前冲。这时又一发子弹打穿他的左脚踝,薛贵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怎么办?爬,爬也要爬过去!”

　　鲜血湿透了裤腿,染红了薛贵生爬过的地方。他终于爬到了一连所在地,向一连连长报告:“首长命令你们赶快回三连所在地,一起突围!”

　　独立营营长尹子敬与一连战士浴血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剩下的20余名伤员沿交通沟向王尔庄转移。薛贵生由于失血过多,已是昏昏沉沉,但他强忍着爬起来,一手拄枪,一手抓着沟边的蓖麻秆,艰难地向东北方向转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薛贵生爬到王尔庄一位王大娘家。

　　大娘看到薛贵生身负重伤,先是一愣,确认他不是伪军后,立即把他扶到里屋,藏在最边上一间屋的一个空粮囤里,并给他切开一个玉米饼子,夹上咸菜,并盛了半碗水。“孩子,饿了就吃几口,渴了就沾沾嘴,可千万别喝水,喝水流血会更多。”

　　这时,敌人已经叫嚣着追进了村里,到处找那些受伤的战士,有的挨户搜,有的爬上屋顶察看。为了不暴露薛贵生,王大娘拿了铲子和笤帚,出去把他爬动留下的血迹清理干净后,自己也躲了出去,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

　　后来,王大娘领着六中队郭队长和战士们找到了薛贵生,把他接到下村后又转移到老鸹嘴住院治疗。伤愈后,部队首长带薛贵生到王大娘家,认大娘当干娘。

　　接下去的日子里,薛贵生一直把干娘当亲娘看待,她的子女也如同他的兄弟姐妹。逢年过节,薛贵生没有钱,便送些面粉和糖块给干娘。干娘舍不得吃糖块,偷偷地把糖块放在袖子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逢人还止不住骄傲地称是自己孝顺的干儿子给的。

　　1987年,干娘病逝。接到干娘病逝的消息,薛贵生急忙赶去。在干娘棺前,他嚎啕大哭,重重磕头。薛贵生帮着料理丧事,一直到把干娘的骨灰送入坟墓。这位救他一命的王大娘永远留在了他心灵的最深处。

　　两次进军海南岛

　　1945年7月,因张王庄突围战损失巨大,渤海军区决定将沾棣独立团与沾阳棣独立营合编,复称沾阳棣独立团。9月,无棣解放后,薛贵生所在的沾阳棣独立团即被编入渤海子弟兵新组建的山东解放军老7师(后编为四野第六纵队第18师、四野第43军第129师),率先挺进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等重大战役。其间,薛贵生多次负伤,至今弹片还留在他的后脑内。之后,薛贵生又参加了天津战役等。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他被任命为步兵连副连长。

　　1949年3月,薛贵生随部队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薛贵生所在的部队是渡海作战兵团的第二梯队,“我军于4月24日登陆海南岛后,即于25日从美亭地区出发,追击逃跑之敌。该方向之敌,只有守备海南岛西部的国民党第64军、4军的残部,他们被我大举登陆的部队隔断于海南岛西部,在4月22日下午黄竹、美亭决战失败后,敌海南岛守备总司令薛岳,即令该两军向海南岛西部八所港(今东方市)退逃。命该敌从八所港登船撤逃。”薛贵生回忆道。

　　“因敌人于4月23日即开始逃跑,比我追击部队先行两天。我43军追击的部队,于26日追至那大,27日追至白沙,都没有追上敌人,一直到30日20时,追至八所以东之小拐,才捕捉到敌人的后卫部队第286师857团,我军迅速将敌包围,歼灭敌人两个营。随后我军不停顿地连夜向八所追击。于5月1日追至小岭、八所、十所、北黎,将敌后卫部队286师包围。此时敌人已是惊弓之鸟,敌师长知道他们是后卫,已经不可能带领部队跑到八所港码头,挤上舰船逃跑了,于是敌人的师长、团长们即丢下部队不管,乘汽车赶快逃到八所港去了。我军展开攻击,被围之敌即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军俘虏敌人2500余人,将该敌全师歼灭。当我军追赶到八所港时,残敌第64军、第4军各一部已在登船企图逃跑。我军即向八所港码头进攻,敌人在争抢登船逃跑时,约有1000余人被挤掉到海水中,登船之敌不顾这些可怜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迅速启锚开船逃跑。”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后,奉命撤出。由于形势有变,1952年8月,又奉命第二次进军海南岛。

　　1955年2月,薛贵生被选拔进入第一步兵学校武汉步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洛阳步兵学校任主任教员,后担任训练部射击教研室主任、校务部副部长,是步校有名的神枪手,亲自指导教员马振国等人到北京参加军事比武。获得第一名的马振国说,毛主席摸过他的枪。

　　薛贵生爱人王继兰介绍,1967年薛贵生受到“文革”冲击,回到了老家沾化县流钟口薛家村务农。“回到沾化后,老薛对孩子们要求严,鼓励他们热爱岗位,耐住平凡。孩子们都很争气,都很孝顺,在他的影响下,做人都堂堂正正。”“文革”结束后,获平反的薛贵生转业担任过原沾化县工业局局长,后担任沾化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