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们在西北革命过程中默契配合，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在战斗中一起出生入死，并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

　　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刘志丹都是陕北延安人。谢子长家在安定县(现子长县)枣树坪，刘志丹家在保安县(现志丹县)芦子沟，两家相距不过100多公里。

　　谢子长1919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受校长杜斌丞影响走上救国道路。通过兴教育、办民团等探索，最终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并于192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丹1922年至1925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在校长杜斌丞延聘的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教育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于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谢子长和刘志丹虽然在榆林中学未曾谋面，但是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将两人的政治追求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对他的领导没有过不服气，他对我的领导也没有过不尊重”

　　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谢子长、刘志丹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和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领导了清涧起义，打响了中共在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5月，刘志丹和谢子长、刘继增、唐澍、许权中等领导了渭华起义。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返回陕北继续开展斗争。谢子长在返回途中，不幸被太白镇民团抓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脱险，曾经住在刘志丹等同志家养伤100余天。从此，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在陕北、甘肃、宁夏领导武装斗争，两人先后担任陕北特委军委负责人及陕北总暴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由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谢子长、刘志丹的军事斗争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给了广大西北革命者和群众以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1931年秋到1932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根据斗争的需要共同创建了西北抗日同盟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以后，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对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后叛变革命)所提出的在关中平原创建根据地的观点和“左”的指示、命令进行了抵制，因此受到杜衡的打击，被冠以“土匪路线”“逃跑路线”等“罪名”。谢子长因此先后两次被剥夺对军队的指挥权，被排挤出部队。特别是1932年底，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时，杜衡继续推行“左”倾错误，同时企图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调离部队。谢子长挺身而出，与二团团长王世泰等坚决要求将刘志丹留在部队。

　　由于熟悉部队、懂军事指挥的刘志丹等人留在部队，才使红二十六军不断壮大，陕甘边根据地不断发展、巩固。谢子长曾回忆说：“我和志丹同志一块工作和战斗好几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意见投合，步调一致。1932年陕甘游击队时期，杜衡等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同志和我更是团结战斗，与杜衡等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在我们相处时，有时组织决定他领导我，有时又决定我领导他。我对他的领导没有过不服气，他对我的领导也没有过不尊重。”此后，谢子长奉上级指示在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留在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则与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杨森等人经过艰苦的奋斗，先后创建了陕甘边照金、南梁苏区及红四十二师。

　　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

　　1933年11月，面对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照金苏区陷落和陕北红一支队失败的严重形势，谢子长被组织上任命为派驻西北的政治和军事特派员，带着整顿红二十六军、恢复陕北红一支队、领导西北革命的任务回到西北。谢子长回到陕北后，很快恢复了陕北红一支队，并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开创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1934年7月中旬，陕北军阀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特委的指示，谢子长率部南下，7月23日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历经一年多的分别后又相会在一起。28日，在阎家洼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陕北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的联席会议。陕甘边区参加会议的有：特委书记张秀山、军委主席刘志丹、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和张邦英、惠子俊、龚逢春以及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陕北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和陕北游击队的主要干部，两方代表共30多人。

　　会议上对于陕甘边、陕北实际工作的讨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并形成了几个决议：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红四十二师派红三团北上陕北，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发展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尽快把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等的支持下，谢子长停止了陕甘边区进行的葫芦河肃反，释放了被错抓的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和职务。会议结束后，谢子长和刘志丹检阅了两支部队。在刘志丹的陪同下，谢子长参观了军械所、军政学校和医院。

　　在谢子长领导下，陕北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不幸的是谢子长身负重伤。10月，谢子长给前来探伤的到陕北视察工作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翰推荐刘志丹统一指挥陕北、陕甘边两支红军。11月14日，谢子长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对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给予了高度肯定。

　　“还要打出老谢的旗号”

　　1935年2月前，陕北和陕甘边是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红军武装，存在着两个领导关系。陕北根据地和红二十七军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两地、两军之间虽互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活动。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敌人，1935年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村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了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并确定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在谢子长与刘志丹商谈统一两支红军指挥反第二次“围剿”时，刘志丹提议由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认为自己伤重，一再坚持刘志丹出任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坚决不同意，深情地表示：“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应当担任军委主席，我协助完成任务。”最终会议决定，中共西北工委书记为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委员为崔田夫、谢子长、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因谢子长伤势严重，实际工作由刘志丹负责。

　　不久，谢子长逝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由刘志丹担任。谢子长逝世后，刘志丹说：“子长是个好同志，革命意志坚强，决心很大，办法也多。我们两个是亲密战友，没有高低之分，我们是互相尊重的。清涧起义我没参加，从渭华起义、宁夏兵运，一直到西北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我们都在一起，并肩战斗，互为左右手。即使在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互相鼓舞的。现在，他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像缺了一条胳膊，这在咱西北是个很大的损失!”他在反“围剿”中指示红军将士：“还要打出老谢的旗号，说你们是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是子长同志派你们来的。这样，就能给群众壮胆，使群众受到鼓舞”。

　　谢子长牺牲后，刘志丹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接在一起，实现了谢子长生前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制定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