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园饭店”坐落在古城西安的西北角，这里曾经是民族英雄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住过的地方。这是一个松柏青翠开满菊花的院落，一座中西合璧古色古香的小楼。现已改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在二楼西面的陈列柜中，有几件遗物格外的引人注目：一件是谢葆真在狱中穿过的旗袍，整齐地叠放着。一件是谢葆真曾经戴过的手表，时针停在3：50的刻度上。还有杨虎城将军的一条皮带，已锈蚀得看不清原来的样子了。这件颜色斑驳的旗袍，这块锈迹斑斑的手表，这条陈旧的皮带，把我们带回到了上世纪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

      谢葆真，1911年5月22日出生于古城西安，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店员，1925年病逝。母亲独自抚养着5个儿女，虽然生活艰难，但仍送女儿上了西安女子模范学校。谢葆真就学的那个年代，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主张，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全国掀起了革命的高潮。谢葆真在学校党组织的影响下，也投身到这场革命浪潮中，她走上街头游行、讲演。

       1927年2月，中共陕西地下党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谢葆真进了“中山学院”妇女班，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知识。不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西安召收女兵，出师东征。谢葆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直辖的前线工作团，该团的团长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她的年龄最小，但表现积极，工作认真，十分勇敢。在宣侠父同志的培养下，谢葆真在前线工作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谢葆真被调到第十军政治处下属的宣传队，担任队长。第十军的军长就是杨虎城将军，在艰辛的行军途中，在炮火连天的前线，这个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的西安女子，怀着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工作中，给当地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谢葆真被派往安徽省太和县开展妇女工作。就是在太和的这一年，年轻漂亮，聪慧能干，好骑马打枪的谢葆真引起了杨虎城将军的关注和爱慕。并将他的一首自赋诗送给了谢葆真：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国民党的将军结为夫妻，这在当时并非小事。经请示中共河南省委，由军特委研究决定，批准他们两人结婚。

       1928年春节前夕，谢葆真和杨虎城将军结婚了。婚宴上，有人问杨虎城为什么能爱上小谢，将军说：我知道她思想进步，结了婚可以直接帮助我。谢葆真说：我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就行了。杨虎城将军说：好，为了革命到底，大家共同干杯。简短的几句话，显示的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结合一起。婚后她利用杨虎城夫人的身份，为党组织提供方便。当时，军委许多秘密会议都是在他们的住宅里召开，每次党内同志到来，杨将军总是借故回避开。

       1930年4月，杨虎城将军被任命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当年10月，杨虎城出任了陕西省主席，1931年又兼任绥靖公署主任。此时谢葆真才19岁。在大家眼里，杨夫人不讲究修饰，经常穿一件素色丝绸旗袍，雅致整洁，朴素大方，不像个颐指气使的官太太，但她却是非分明，富有正义感。尤其是在重大事情上，很有主见，个性很强。她利用特有的身份，团结、支持进步力量，扩大影响。她经常到东大街的青年会参加一些进步人士的政治活动，还常到北大街的通济坊学习俄语、英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又侵占华北，整个中国面临灭亡危险。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西安城到处传唱着张寒晖的《松花江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的谢葆真已是陕西妇女界的领袖，她出任了“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会长。经常召开妇女界座谈会，举办妇女训练班，上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开展募捐活动。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赵一荻，以及新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当时都在西安，她们常常聚在一起谈心、吃饭，结伴游览大雁塔、碑林等名胜古迹。四个人还结拜为姐妹。杨虎城、张学良两位将军都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两位将军决定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向蒋进行兵谏。

    “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晚上，杨虎城和张学良设宴招待随蒋介石来陕的军政大员。宴会前，蒋介石突然邀请张学良将军赴临潼华清池就餐，新城大楼的晚会只好由邵力子的夫人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主持。谢葆真一身盛装，风度优雅，神情自若地出现在晚宴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相敬如宾的气氛中，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却在悄然地进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内战停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正在形成，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但杨虎城将军却被蒋介石免去了一切职务，1937年2月11日，周恩来亲赴三原东里堡与杨将军促膝交谈，打开了杨将军的心结。当年6月，杨将军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携夫人出国考察。

      “七七事变”后，杨将军请缨回国参加抗日返回香港。11月，从香港一下飞机，就被骗到南昌囚禁。谢葆真12月3日带着儿子先期回到西安，将军被囚禁的消息是在数日后才传回西安的，这个平时很少掉泪的女人抱头痛哭，她一遍遍地锤击着桌案问着：抗日有什么罪？救国有什么错？此时，谢葆真已是有五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1岁，孩子们正需要母亲。而丈夫一个人被囚禁在狱中，作为一个妻子又怎能放心得下，这是一种撕心裂肺痛苦的选择。而且此去凶多吉少，但这个重情重义的西安女子，明知道前面是深渊一般的火坑，却毅然决然地带着儿子扬拯中来到了丈夫的身边。

       从南昌到益阳到贵州息烽到重庆，又从重庆到贵州再到重庆，整整十年的颠沛流离，整整十年的暗无天日。她深深地牵挂着儿女的安危，一封封写给远方亲人的信，却被特务们扣押了，并尽皆焚毁。谢葆真拿起剪刀残破了手指，她要以自己的血对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作出抗议。这个内心刚烈、性格如火的西安女子，一次次地把脸盆、饭碗、桌椅砸向那些翘着尾巴的特务们……

       壮志未酬，身陷囹圄。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长期的身心摧残和折磨，她的精神时好时坏，情绪更加激愤。敌人以这个女人有“神经病”为由，把谢葆真和丈夫分开关押。谢葆真怀抱着在狱中降生不久的女儿，她有泪只能往肚里流。她活得太憋屈了，当她清楚地意识到恢复自由是不可能了，早晚都是一死，与其这样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地活着，她只能以死去抗争。谢葆真绝食了，但她的嘴却被铁钳撬开，被那些喽啰们不断地往嘴里灌葡萄糖。直到她又把一枚戒指吞咽下去……

       一九四七年的腊月三十，在这个万家灯火阖家团圆的夜晚，军统的特务们又来了。谢葆真的手和脚被捆绑在床上，尖利的针头从她的小腿扎进去，拔出来，又扎进去…… 谢葆真已绝食了多天，两眼翻着，眼球也凸鼓了出来。在新年的阵阵鞭炮声中，就这样永远的、永远的离去了，她为了信仰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没有看到天明，她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活了三十六岁。

       在杨将军的一再要求下，谢葆真遗体火化的时候，那枚戒指还留在她的骨灰中。将军用几块旧木板钉了骨灰盒，那个至死也不肯屈服的灵魂一直放在将军的枕边。直到1949年9月，将军和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遇难，拯中手中还抱着母亲的骨灰盒。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了。谢葆真的骨灰盒和杨将军的遗体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的……这一对生死相依的爱侣，1928年结婚，1938年被囚，1947年谢葆真被害。前十年是并肩奋斗的战友，后十年是风雨同窗的难友，甚至在一个生命死后，另一个生命与这生命的骨灰同枕共眠，如今又一同安卧在长安县杨虎城将军的陵园中。谢葆真以自己的忠贞，诠释了在国难当头什么是人间真爱！什么是民族大义！